蔡康永是在1990年获得UCLA电影电视研究所编导制作硕士学位，其出的几本书上或多或少的提到了他的这段留学的经历。
蔡康永在《LA流浪记》中详细记述了自己在UCLA的经历。下文的部分内容摘自1998年《痛快日记》，里面的一段康永回味自己念电影研究所时写的随笔。较《LA流浪记》，更实在更明白地说明了他为何求学以及感受，希望对正在申请的宝宝们有帮助。
每次翻书，看到写书的人自我介绍的部分，心里就忍不住纳闷——“这些家伙，除了从一个大学毕了业、再从一个研究所毕了业、再进了另一个大学去教书之外，他们这辈子就什么好玩的事都没发生过吗?
对很多爱写书的蛋头学者来说，事实的真相，恐怕正是如此——他们的人生，除了分别用A大学、B大学、C大学来当坐标之外，的确没有更理想的标点符号了。
然而，不可否认的，这些人会这么心甘情愿、而且理直气壮、而且与有荣焉的，勇敢把以大学为坐标的人生地图，公布在大家的面前，一定是因为——这么几所大学的名字，总能够代表些什么吧，总能够证明些什么吧!
是啊!大学的名字，到底能够代表些什么?到底能够证明些什么?
这样的问题，一旦被提出来，就好像是当着气象播报员的面，问他那张看起来很了不起、实际上模模糊糊的卫星云图，到底是在搞什么鬼一样。
从大学阶段的英文系念完以后，我就知道文学不可以再往下念，再念势必会伤害我对文学海阔天空的信赖。
因为已经确认：写东西必须靠自己，对这条路就暂且放下心来。当时左思右想，觉得电影这池二十世界的大浑水，是非要去沾惹一番才行的。写字毕竟已经会写，电影却完全不会拍，不趁此时练就武艺，更待何时?!
下手一查美国各研究所概况，立刻发现老牌名校几乎全部不设研究所阶段的电影课程，原因无他，一言蔽之——他们觉得拍电影算不得是殿堂上的学问。
就拿常春藤诸大盟校来说，当中就只有哥伦比亚大学一家，心不甘情不愿的设了一门“导演学与编剧学”的专业硕士学位，算是过滤掉拍电影过程中那些太缺乏人文色彩的技术部分，当然，也同时节省了惊人的硬件器材费用。我还记得那时坐镇该研究所的，正是以《飞越杜鹃窝》和《阿玛迪斯》威镇影坛的大导演米洛斯福曼。
其实不要说是雄霸美国东北角的这些老名校，就算是其它上品上级的大校如普林斯敦、柏克莱、西北、威斯康辛麦迪逊分校等等，也都最多只肯设立电影理论的相关研究所，没兴趣把拍电影的学问，开成专门的研究所。
在加州大学的求学过程，当然还让他见识了各式各样的大校风范。像该校对这样一个外国学生所知不多，就给了学费全免的优惠;或者天方夜谭般请到影史上第一大师奥森威尔斯驻系指导;或者是全力协助学生实现自己不知多古怪想法的教学态度;或者是以制度逼迫学生必须担任电影业中各类职位，并与所里各色人等共事的强硬原则。
所有这些经历，都使他相信了大学理念，并非日趋缥缈的空谈，而是可以一步一步靠课程设计、靠号召人力、靠资金运用来逐步架设完成的。
蔡康永说：我的性格，受困于体制的可能，远超过受惠于体制的可能。可是在加州大学的体制下，我很扎实的受了惠，原因很简单——那个体制，是一个敦促人良性竞争、成全人自我实现的体制。
大学之所以能“大”，大学之所以能“学”，都源于此。
